一旦聚焦于修身齊家的道德教化功能，勢必忽視國學經典自身所涵容的文化、歷史、思想、學術等諸多精要，造成對國學經典的片面解讀。

論及國學經典，人們大都會引用魯迅先生所說的“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”作為經典讀物編選的原則，但什么是精華？什么是糟粕？這取舍之中的智慧，卻不是簡單的八個字所能理清的，它取決于我們如何界定和理解國學經典教育，如何在現代教育理念的燭照下去探索傳統(tǒng)的現代性轉化。

如果問及時下幼兒園和中小學國學教育的開展情況，常常能聽到肯定而自豪的回答：我們那里的孩子都能背《弟子規(guī)》、《三字經》。不少學校也把感恩、孝道作為凝聚校園文化的核心，不僅在校規(guī)校訓、環(huán)境建設上處處體現，而且還通過濃墨重彩的報告會、宣講會，重申孝悌之義，禮贊傳統(tǒng)規(guī)范，常常是講到動情處，大人孩子泣涕漣漣，臺上臺下哭聲一片。正因為有現實的需求和倡導，這類道德“經典”自然也就更為出版社所青睞，針對兒童設計的各種形式的讀本廣為流行，而由此引發(fā)的泛道德化傾向，也暴露出當前國學經典讀物編選設計中存在的問題。

所謂“泛道德化”，就是道德意識過度膨脹，成為評價體系中具有決定性的主導意識和話語，體現在國學經典教育中，則是“國學”成了“道德”的代名詞，成為服務于“道德”和表達“道德”的工具。而把“國學”與道德教育而且是傳統(tǒng)道德教育畫上等號，不僅給國學經典教育染上了濃重的功利色彩，而且導致了國學經典教育在資源選擇和設計上的局限。一旦聚焦于修身齊家的道德教化功能，勢必忽視國學經典自身所涵容的文化、歷史、思想、學術等諸多精要，造成對國學經典的片面解讀，正所謂道德障目，不見森林，而且過分專注于道德倫理層面，也會在資源的選擇上帶來盲目和偏差：只要是涉及此類內容的文本，便不分良莠一并收入。在2005年度、2006年度出版的眾多面向兒童青少年的國學經典讀本中，都不約而同地把被國學大師呂思勉稱為無甚精義的《孝經》收入其中。從中不難看出編選者惟道德是舉的標準，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，難免又把傳統(tǒng)的糟粕塞進了21世紀孩子的書包。